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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【A】
　　長詩寫作頗費心機和極具難度，它通常是激情之後的智性抒情，吳昕孺不僅迎難而進，而且對長詩的常見問題較好地進行了處理，這份才情與心情，與《原野》這個書名非常合意。
　　“原野”在今文化視域里可謂多義和常用，昕孺未給詩集採取“搶眼”的名字，大約也透露他的性格與觀念，靜態的時空、未被破壞污染的自然區間……一種開始、曾經或是蓄存——“原野”，這個詞，這個在當今時代仿佛與繁忙、被動和蒙塵的我們逐日疏遠的地方，其實多麼詩情與畫意。
　　吳昕孺的“原野”，顯然並非實指的某地而是某種方向或可能的目的地。一種在陷落與上升之間反覆起著平衡與緩衝作用的想象時空，理想與情感的容身之處、棲居之所。這也意味著，昕孺既能從容淡定，又葆有人到中年後易失易變的激情與求真意識。
　　朝著這個方向、目的地行進的過程，是身的經歷也是心的感應，它構成並有效地支撐詩人的精神圖景，這過程是兼容、寬容的，當然也是過濾和選擇的。容與擇，是一種“尋找”，“去尋找我們遺失的夢境”，它可能是“本能與感官交織的圖案”，“熟悉的地方”，“那裡存放著我們的裸體”，“周圍是夜晚、群星、鬆林和潮汐/遠去的馬蹄，以迅如閃電的疾行/讓原野顫慄不已”（《南方，南方》），又或許是“長春巷”、“石頭”，上升或“陷落的十月”。
　　“十月”對於昕孺顯然具有很特殊和重要的象徵意義——無論這是預示著即將來到的金黃的收穫與回味，或是枯黃的失敗與過去，十月在此都作為一種時空界面充分襯托出詩人的情感與思考，與其敏感的心靈隨時相應。
　　如果說“十月”是“原野”的中心區域，那麼上升或陷落，換言之也就是一種“平衡”的反覆，與時間（十月）有關的這兩種動態，是進入和推動《原野》的關鍵詞，由此統領來看《原野》，便能找到合適的距離，來測量和理解到詩人的輕吟、悲歌和變奏曲，這些由時光、愛、夢境組成的材料，讓詩人的記憶、紀事與紀念在反覆的緬懷與判斷中，充滿深度的矛盾感，文本的豐滿也自然而然。
　　於是，我們能感到，“原野”也是“原來”，是詩人本身、詩人之心，它糾結於遺失的美好，更欲通過梳理達到自潔自律與自我完善。而作為詩集的《原野》對於詩人則是標誌性的，它表明昕孺的寫作進入到了新的成熟期，同時也是一個新的開始。
　　【B】
　　人人都心存一個亦真亦幻、大小不等、層級不一的“原野”，但並非人人均能有效審視和描述出這實在或可能存在的“原野”，吳昕孺的創造力由此集中可見。
　　一般而言，大作難顧細節，從閱讀上會產生遺憾，昕孺的把握與處理卻是值得借鑒的。從結構方面看，長詩《原野》粗看是一個整體，近視則可為詩組，再微觀之，便是可以獨立自在的首首短詩；就詩組而言，各首詩自有主題與內容，又仿佛近鄰或親戚，相互間有著內在聯繫。如此看，《原野》其實也就是無邊界的容器或承載物，卻自然敞開，閱讀角度可以自由調整，從任一首詩都可以介入且不會產生閱讀障礙。
　　此外，昕孺通過對“時間與人”、“地理與人”關係的強調，巧妙將“情感與人”若明若暗地呈現其中，這情感，則以“愛”為主線，這愛，則處理得相對“模糊”，既有對個人愛情的澄清、梳理和嘆息，又有普遍性的對人、對物、對身外世界的大愛及人之常情。從中可見詩人文化底蘊的積累度頗高。在表達上，其場景攝製、空間描繪等的綜合運用與呈現，使《原野》與傳統長詩常見的主觀感慨、神性勵志和遠離時代環境的傾向不同，也在相當程度上有效距離於抒情的清淺與泛濫調式，昕孺使他的作品不僅“有內容”，平添多維與可讀性，他更讓這內容有血有肉，有感情，有思想——其實，有“實”的基礎，詩歌更能接近高度的純粹的“虛”。《原野》在此清醒地規避了那種被人為拔高的臨空蹈虛、裝神弄鬼、堆砌知識、傲慢表態的長詩寫作。
　　吳昕孺的創新還在於，他把個人經驗與現時發生巧妙地融為一體，在個體記憶基礎之上，無意中也成了同類群體的代言人。他所“說出”的關於愛、關於永不可終的成長、存在的身份、現實環境……都在個人性的基礎上具有可以共鳴的普遍意味，亦可說，作為個人史的《原野》既是詩歌的，也是小說、散文的，還是歷史的。
　　“清醒”對於一個純粹的詩人永遠是重要的。《原野》的“序曲”為：“你懂得它/便擁有它/你不懂它/它依然在……”，“終曲”為：“你懂得它/它就是你/你不懂它/它仍是你……”始與終，淡靜地呼應，這呼應不僅是文本結構方面的，二者間，是三千多行的“原野”，自律與自潔的清醒者，可以經過、穿越，回到“原來”的“我”，像昕孺那樣，在持續的懷疑與釋然之間，在必須的陷落與上升之間、之後，繼續朝向“原野”的深處或下一個“原野”：可能的素樸家園，最近也最遠的自然。
　　(趙衛峰：1971年生，白族，詩人，評論家，貴州民族學院文學客座教授、貴州師範大學民族文學與文化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、中國作協會員。曾被評為改革開放30周年貴州十大影響力詩人。曾獲貴陽市政府文藝獎、貴州省政府文藝獎等。)　　（原標題：尋找和完善自我的原野）